学者成中英曾指出，“面子是个人之成就被认可的形象，它与自我修养的目标，即他的社会声望和影响相关，在儒家体系中是个人道德规范(礼)的社会延伸。”中国人的社会取向使人表现出顺从他人、不得罪人、符合社会期望以及忧虑别人意见的行为，以便获得他人赞许，维持良好人际关系。“和”与“和谐”就是中国“面子”文化的前提与目的。在中国世俗社会中，“面子”与尊重、身份、地位、权力、声望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有时甚至相互等同。为了不伤面子，中国人通常不会直接拒绝邀请或者赞美，工作生活各种场合都尽量表现得谦虚，“君子无所争”，“君子和而不同、周而不比、矜而不争”。对于中国文化来讲，保护对方的面子就是维护自己的面子，面子所体现的“和谐”精神，是中国文化中“避免冲突、维持平衡”特质的现实显现。
中国式客套的基本支柱更多是谦恭，也即贬低自我与抬高他人，以自黑来达到圆融的人际交往方式一直很管用，那些在微博高调的明星往往观众缘不好。谦恭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一种“派生道德”。其既来自儒家也来源于道家。孔子说道：“古者言之不出，耻恭之不逮也。（《论语》第四章) 道家中的谦恭也是曾提及的生存策略中的一部分：枪打出头鸟。《道德经》说：：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道德经》第二十四章）意思都差不多，倡导柔慈简约不与天下争得利之先。我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道德经》第六十七章）所以中国人的面子观是交际技巧，也是生存智慧。
节庆聚餐，一群人需按照地位、年龄、亲疏远近围坐一起，和煦热闹。年节拜会，主人笑容满面、迎来送往，客人寒暄问候、和气一团。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睦的亲友情谊，都是中国人社交文化的重要目的。“面子”与中式礼仪密切相关。前秦时期，礼就是起源于祭祀的礼仪，后来逐渐演变成世俗礼仪。孔子曰“不知礼，无以立”。儒家的“礼”既是一套外在的礼仪规范，也是个人内在的自我评价。以邀请为例，英式邀请礼貌源于尊重个体文化的“不要打扰他人”，而中式邀请礼貌源自于集体文化中以低姿态换取整体和谐。对于中国人来说，在邀请中塑造一种和谐的氛围最重要。因此，中式邀请行为往往演变为劝说过程——如果邀请被拒绝，他们就会一而再地邀请，直至对方接受。这种行为会被认为是真诚的、礼貌的，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给面子”。虽然如此，被邀请者也需要谦虚的推辞一到两次，最后以皆大欢喜的方式接受邀请，这才符合中式礼貌的“给面子”。对于英国人来说，邀请的重点则在于是否能够在最后达成一致的意见。邀请无论是被接受还是被拒绝，只要是坦诚礼貌的，都可以被接受。
林语堂认为，“面子触及到了中国人社会心理最微妙奇异之点，是中国人调节社会交往的最细腻的标准。”中国人在交往中采取“适当行为”以及允许社会资源被他人使用，是赢得社交面子的两个途径。表面上看，走后门托关系的各自给面子有面子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是社会秩序被破坏，权力寻租导致腐败无不是人情社会导致的副作用。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要把个体放到与整体的关系中去观察分析处理，把局部放到整体中去观察分析。因此运动员夺冠后首先要感谢领导感谢组织不然就显得离经叛道。这种整体思维体现在一切可能发生关联的地方，食品服饰房产明明是国产却偏要用洋名，请洋人来做广告。这也是因为中国人思维偏差发生的现象：洋人用的是好的→这个东西洋人用→那么这个东西是好的。爱面子未尝不是好事，适当要面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因为面子代表着体面人格甚至是尊严，所以鲁迅称之为“中国人的脊梁”，吴晗叫之“骨气”，历史上有许许多多历来倍受人民爱戴和尊敬的人就是因为他们保住了个人或国家的“面子”：伯夷和叔齐饿死不食周栗；孔夫子“不吃嗟来之食”；文天祥过零丁洋，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只是面子爱过了就成了虚伪与负担，自欺欺人，为了提高品牌知名度，随便找副洋面孔合几张影，就可对外宣扬国际化了，据说有公司专门经营与名人共进午餐并合影的生意。其实，一个公司经营得好才是硬道理，上来就先关心背景关心身份本就是本末倒置的事情。就算是中外合资，有美国专利，经营不善也逃不脱政府投资者被割韭菜的命运。这种面子意识导演了一幕幕的滑稽戏，多少品牌被揭密就是中国人在瓦努阿图毛里求斯取个洋名注册的，连中纪委网站刊文指出：政府的“面子文化”，所谓的“能人腐败”折射“一俊遮蔽百丑”唯GDP至上的政绩观。能人腐败”包括好大喜功，弄虚作假；相互攀比指标，搞个人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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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子”二字，对中国人来说尤为特殊。几千年来积淀的语料，如“士可杀不可辱”“君子死，冠不免”中国人对面子的重视性可见一斑。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性，使得中西方学者对中国面子文化的理解有同有异。中国作家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与美国作家明恩溥的《中国人的素质》二书中有关面子的文本对此进行具体分析。就面子产生的原因与根源而言，中西方作者便持有不同的观点。
1、DRAMA人格VS民族心理
明恩溥在书中称“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有一种强烈的戏剧本能”他将中国面子文化产生的原因归结于中国人的戏剧性心理，即生活如同演戏，中国人善于将自己置身于戏剧场景之中，作为演员的中国人必须“在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方式讲出一段漂亮的话”并且要“在生活的各种复杂关系中像这样恰当地去做”如果不这样做，或者忘记这样做，就叫“下不了台”“丢面子”在明恩溥眼中，中国人是夸张的drama queen中国人因为面子文化而做的种种事情，均是因为与身俱来的民族性的戏剧血液与强烈的代入感。
明恩溥代表了大多数西方人的观点，即他们认为中国的面子文化，即使不荒唐，也是多余的，是一种“戏剧表演”是我们主动地将自己代入，扩大自己的情感，放大自己的反应。但实际上，中国的面子文化根源已久，是有着长久以来不可抗拒因素所塑造的民族心理，而非西方作家片面理解的“戏剧本能”。首先，源于中国半封闭的地理环境，造成了中国人极强的自我意识；其次，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是面子产生的直接原因，长期被儒家礼制浸润的中国社会使得中国面子文化尤为突出；加之中国人的人情社会和耻感文化，使得面子文化成为传统。
首先,从最初的文明发源开始,中国就是一个农耕社会。农耕社会的基本特征即是自足的自然经济,典型的熟人社会，因而具有狭隘的地方性。每个个体从出生到死亡几乎都固定呆在同一个地方和同一个集体内。他们的一生基本都维系在固定的家族内,有固定的朋友圈,连邻居也几乎是不变的。当这些人际关系发生改变的可能性不大时,维持和谐的家族、朋友、邻里关系就变得十分重要了。因此个体的言行符合集体的行为标准,维持集体的和谐非常重要。所谓维持和谐的人际关系,就是要维持他人的“面子”,给了他人面子,才能避免矛盾,保护整个群体的和谐。
其次,儒家教导所有的人都要遵守“礼”,才能维护社会和平,守“礼”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维护并尊重他人的面子。“礼”无疑是儒家哲学的重要范畴。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是长幼有序，各司其礼,儒家所推崇的君明臣贤、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妇随的理想社会,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人际和谐，连同国家的治理,都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也就是取决于大家是否相互给面子。
随着时代的变化,“礼”的社会功能已经转到保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融洽与和谐、消除抵触、促成合作上来,但同古代的礼一样,在群体意识的支配下,人们在决定自己的言行时,除了考虑个人意愿外,还在很大程度上顾及自己的言行是否与外部期待相一致,是否与周围环境相适应,是否符合社会群体的愿望。只有最大限度服从社会、集体的需求,才能达到社会道德规范的标准。只有当每个社会的构成处于“礼”的状态下,社会和谐才能达到。因此,现代的“礼”同样强调赋予他人以尊重,支持交际对象的面子。与其说面子是自己挣来的，不如说是文化给了交际对象挣面子的机会。
中国作家柏杨在书中又另外引入了“只我例外”的心理原则来进行阐述。文中写到中国人在遇到种种事情时，常怀有“盖我阁下如果不能例外，岂不有失面子？”的心理，认为中国人的面子文化源于骄傲与自私的丑陋民族个性，这便与面子的定义有关了。“面子”在中西方语言中皆有,因其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显示出不同的文化特征。中国人重视“公共面子”、“集体面子”,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重视集体主义的国家,这也是由农耕社会和儒家礼教思想所决定的。西方人重视个体面子,这是由西方强调个体主义决定。胡先缙将“面子”定义为“个人的声望和地位得到公众的一致认可”;“脸”是指“群体对于符合社会和内在道德行为标准的个体尊敬”。从定义就可以看出,“面子”是将个人和社会相联系,强调的是“集体面子”、“公共面子”。个体的言行符合社会普遍的标准就挣得了面子,违背这种普遍的标准就丢了面子。
西方文明起源于古希腊文化和古罗马文化。古希腊与古罗马均处在半岛之上,三面临海,海上交通发达,航海贸易繁荣。这就使这些国家形成了打破血缘关系的开放式的社会。随着庄园经济的发展,游牧经济也得到了飞速发展。因为要逐水草而居,居住地不固定,所以人际关系松散,个体为自己谋划得更多。随后的“文艺复兴”宣扬“人文主义”,肯定人的价值、尊重人的权利、重视人的力量。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更是强调个体主义。因此,在社会交往中,尊重个人的自由、权利和独立是礼貌的,反之则是不合适的,甚至被认为是粗鲁的。西方的“面子”文化成因于现代西方文化以自由、平等、竞争为核心的个体主义。
2、积极面子VS消极面子
在20 世纪50 年代末期， 美国社会学家高夫曼（ Goffman） 提出了一套著名的面子理论，他从社会学角度系统分析了面子（ face） 这一概念，把“面子”界定为“一个人在某一具体交际场合中，通过采取言语动作而为自己获得的正面的社会价值，是按照社会所赞许的属性而创造的自我形象”（Goffman，1967：5）。Brown和Levinson于1978 年提出了面子论并于1987 年修改了这一理论， 对礼貌现象和面子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他们的礼貌理论提出了三个基本概念：面子（Face）、威胁面子的行为（Face- threateningActs）、面子保全论（ Face- saving Theory）。他们在“面子保全论” 中认为社会集团中具有正常交际能力的人意欲为自己挣得的那种在公众中的“个人形象” （ the public self- image） （Brown&Levinson，1987：61）。它分为消极面子（ negative face） 和积极面子（ positive face）。消极面子指不希望别人强加于自己， 自己的行为不受别人的干涉、阻碍；积极面子指希望得到别人的赞同、喜爱。Brown和Levinson认为社会交际中既要尊重对方的积极面子， 又要照顾到对方的消极面子，这样才能给对方留点面子， 同时也给自己挣点面子， 以免带来难堪的局面或使关系恶化。无论是积极面子还是消极面子,其强调的都是个体是交际的中心,爱面子是出于自身精神需要主动挣来的，这与中国注重群体和谐、守“礼”的集体主义面子观截然不同。
中国文化中“面子”所倡导的是：一个人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最大程度上服从于自己所在的社团或社会， 以达到同属、共识氛围。个人应该和其他人联系在一起， 而不是单单满足自己的欲望。受这种思想的影响， 普遍认为中国文化是以“积极面子” 为其特征的。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文化则强调“个人”和“自由”。换言之， 它强调个人的权利和自我行动的权利；厌恶对他人事务的干涉；尊重个人的隐私， 并对个人的癖好、特点有相当的容忍度。受这种观念的影响，西方文化偏重“消极面子”。因此在西方， 售货员在询问顾客时说的是“Can I help you？” 而不是直接说“What do you want？” 另外他们邀请某人吃饭或做客时一般说“I wonder if you could ...”， 而非直接说“Come tomy house ...”， 这样就给对方留有更多的选择机会， 对方可以答应也可以拒绝，而且还可以避免造成尴尬。中西文化中对不同面子策略的偏爱在很多情景中都有体现，在饭桌上的言语行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中国人在和别人一块吃饭时， 常常会不停地说“多吃一点， 多吃一点”，“别停筷子”。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显示礼貌、客气，以及和对方同属同一群体成员的资格；我们想要和对方建立亲密、融洽的关系， 营造一种“一致” 的气氛。我们维护的是听话人的积极面子。与此相对的是， 美国人在吃饭通常只说“helpyourself”， 他们注重的是尊重对方自由选择的权利―――吃或不吃， 多吃或少吃。他们不喜欢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也就是说美国人倾向于满足交际对方的消极面子。
中西方由于历史发展和思想价值观的不同，因而有着不同的面子观。在中国， 面子是个体社会地位、社会价值和处世要求等的总和，比较分析中西方面子观的差异， 将更有利于解释我们当今社会中的跨文化交际中的差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